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呂國康

柳宗元從十七歲開始參加進士科舉考試，幾次遭遇挫折，直至二十一歲第四次應試才如愿以償。因父親去世，服喪三年，二十四歲應制舉博學宏詞科末等。二十六歲又一次應博學宏詞科，得高第，授集賢殿書院正字，從九品上，負責校讎典籍、刊正文字。與杜甫、韓愈等相比，還算是幸運的。杜甫終生未中科舉，最后求得一個小小的官職。韓愈經過四次考試才中進士，時年二十四歲。唐朝士子考取進士后，還要考取吏部的取士科，才能授官。韓愈進士及第后，三試于禮部而不售，最終只能從幕僚走進官場。子厚刻苦學習，善于思考，對參加科舉考試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教訓，對前來求學的學子細心指導，發表了一些真知灼見，至今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。

柳子多次談到科舉的利弊。早在長安時，柳宗元“名聲大振，一時皆慕與之交”。“往在京師，后學之士到仆門，日或數十人，仆不敢虛其來意”。（《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》）他對應舉未果的嚴公見兄，下第東歸的元秀才，三試皆北的辛殆庶，五就鄉舉而不獲的蔡秀才，欲向宗元“相師”的貢士肖纂，“直道而仕，三黜不去”的從兄柳偁等青年后學均給予撫慰勉勵，并根據各人的實際情況進行指引，還對科舉制度存在的缺陷進行了揭露與批判。貞元十三年（797年），柳寫了《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鄭序》。文章開頭用具體數字和自己的經歷，說明士子憑文章應試登第之難，有如“懷有美餌”用直鉤釣魚一樣難有所獲。接著說辛殆庶“專志于學”，文章寫得生動而有文采，受到相國齊公和尚書侍郎的賞識、器重，無人可與爭鋒，然而三試名落孫山，要不是受主考者壓制，早就高中了。最后說辛殆庶不畏旅途艱險前往南鄭，希望他得“仁人”之助，一刷下第之恥；囑咐通過自我努力，以實現心中愿望。文章不僅給下第的朋友以寬解勉勵，還揭露了中唐科舉吏治的腐敗。

在永州時，柳宗元大姐夫崔簡的弟弟崔策，因“六選而不獲”前來永州探訪，從學柳宗元，兩人感情甚篤。學習之余，常結伴游覽永州山水，柳寫有《與崔策登西山》詩。元和七年，柳寫了《〈送崔子符罷舉詩〉序》，就科學制度發表了看法。針對有人指責進士科考試弊病，想要以“孝悌經術兵農”等科目來取代它，柳認為“以今世尚進士，故凡天下家推其良，公卿大夫之名子弟，國之秀民舉歸之”。對通過科舉這種形式來選拔人才給予了充分肯定。問題不在科目本身，而在選人的原則。柳提出：研究他的文章，觀察他的行為，考察他的智力，認為他能夠教化人和物，就提升他。文章過于注重辭藻而沒有內容的，行為不合規范，沒有什么可值得稱道的，智力水平稀疏平常的，就不用他。使民風淳厚，用理念治國，進士科的考試就不用改變了。崔策學問、文章、品行、性格均無可挑剔，而“六選不獲”。他家中遭受冤枉，不憚萬里，來往于京師家鄉之間，第二年就沒有趕上考試。大家都說他是個孝悌之人。這樣的人都不選，就算換一百次科目，對社會治理也沒有什么裨益。柳希望朝廷設置有關部門，配置好的官員，來選拔崔策這樣的人出仕。

嚴格來講，科舉與今日的高考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。科舉是從隋唐到清代的封建王朝分科考取文武官吏后備人員的制度，可見是步入仕途的敲門磚。而高考純粹是大學的入學考試。不過，在計劃經濟年代，大學生畢業包分配，吃皇糧，端的是鐵飯碗，故競爭激烈，有點類似科考。高考是公平的，為國選材，功不可沒。但一考定終生，也有其弊端。學生花大量的時間精力去應付考試，普遍感到太苦太累。高考改革這一熱點問題，一直為全社會所關注。早幾年，有的高校實行特招，選拔少數學有專長的考生。這在古代科舉中也早已有之。如宋代的樂雷發，精通經史，擅長詩賦，文筆直抵時弊，卻為當局所不容，因而屢試不第。姚勉為樂雷發的門生，他中狀元后，上疏至理宗皇帝：樂雷發才學拔萃，所試當在我上，錄取不公，愿讓狀元第。理宗特旨當面廷試，考問其學術、才智、選舉、教養等八事。樂對答如流，條對切直。皇帝非常滿意，賜進士第一，為特科狀元，授秘書省館職。近幾年，高考改革正在穩步推進，從部分省市的單獨招生到高考科目設置的調整，從招收少量保養生到與高中課程改革的掛鉤，不時有一些小的動作。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》（2010—2020）指出：“以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為突破口，克服‘一考定終身’的弊端，推進素質教育實施和創新人才培養。”高考制度如何進一步完善？如何引導學校全面落實素質教育？如何引導創新人才脫穎而出？這還有大量工作要做。